天下，己任

　　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帶著一腔憤懣，三十歲的張憤青回到了家。說句實話，他選擇這個時候回家，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，因為此時朝廷正鬥得你死我活，楊繼盛拼死上書，嚴嵩大施淫威，徐階左右逢源，一片腥風血雨，按照張居正的那個性格，想不卷進去都難。

　　不搞政治，又沒有其他娛樂方式，只好游山玩水了。於是在那三年之中，張居正游覽了許多名勝古跡，從西子湖畔到武當之巔，處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。然而這一輪全國三年游不但沒有舒緩他的心情，卻使他發現了另一個問題。

　　原來人生可以如同地獄一般。在看過了無數百姓沿街乞討、賣兒賣女，只求能夠多吃一頓、多活一天的慘像後，張居正發出了這樣的長嘆。

　　從神童到秀才，再到舉人、進士、翰林，縱使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快，但張居正的一生還是比較順利的。他不缺衣食，有學上，有官當。

　　而直到他游歷各地，親眼目睹之後，才明白了這樣幾個真理，比如：一個人如果沒有土地，就沒有收入，沒有收入就沒有食物，沒有食物，就會開始變賣家產，從家具、房子到老婆、孩子，到了賣無可賣，就會去扒樹皮，樹皮扒完了，就去吃觀音土，而觀音土無法消化，吃到最後，人就會死，死的時候肚子會脹得很高。

　　同時他還發現，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不喜歡詩詞書畫，也沒有那麼多的憂傷哀愁，他們想要的只是一碗摻著沙子的米飯。對那些骨瘦如柴、眼窩深陷的飢民而言，一幅字畫是王羲之的還是懷素的，一點兒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張字畫紙夠不夠厚，方不方便消化。

　　在看到那些倒斃在街頭、無人理會也無人收拾的屍體時，他有時也會想，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過妻子、丈夫、孩子，是不是也曾有過一個歡笑的生活，一個幸福的家。

　　就在張居正為此痛心疾首之時，一個冤家卻再次找上了門來。

　　這個人就是遼王。說起來，這實在是個缺心眼的家伙，聽說張居正回來了，竟然主動找來，只為了一個目的——玩。

　　作為一個藩王，待在荊州這麼個小地方，平時又不能走遠，只能搞點吃喝嫖賭，真是大大的沒趣。所以在他看來，張居正可謂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選。

　　這位仁兄還很健忘，他似乎不記得眼前這個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。而張居正則成為了玩具，被叫到王府，陪這位公子哥每天飲酒作詩，強顏歡笑。

　　在那些屈辱的日子裡，張居正默默忍受著這一切。與此同時，他又發現了這個世界的另一面：原來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。

　　比如這位遼王，含著金鑰匙出生，豐衣足食卻依然不知足，魚肉著屬地的百姓，想用就用，想拿就拿。他要做人，百姓就得做牲口，他要瀟灑地去活，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。

　　每當張居正結束應酬，離開豐盛的酒席，走出金碧輝煌的王府門口時，總能看到餓得奄奄一息的飢民和無家可歸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。

　　原來天堂和地獄只有一牆之隔。

　　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。當無數的貧民受到壓榨，失去土地四處流浪的時候，高貴的大人們卻正思考著明天去何處游玩，該作一首什麼樣的詩。

　　這些在官員們看來並不稀奇的場景卻深深地打動了張居正，因為他和大多數官員不同，他還有良心。

　　面對著那些乞求和無助的眼神，面對著路旁凍餓而死的屍骨，張居正再次確立了他的志向，一個最終堅持到底的志向——以天下為己任。

　　所謂以天下為己任，通俗點說就是把別人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來辦。地球人都知道，卻似乎只有外星人辦得到。

　　幾百年前，一位叫亞當·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寫下了一本書，名叫《國富論》。在這本被譽為經濟學史上最為偉大的著作中，亞當同志為我們指出了這樣一個真理——人天生，並將永遠，是自私的動物。

　　只要回家照照鏡子，你就會發現這個法則十分靠譜，試問有誰願意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去拼搏、奮鬥，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、心血乃至生命？順便說一句，沒准人家還不領你的情。

　　不是個傻子，也是精神病。相信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回答。但問題在於，這樣的人確實是存在的，他們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，只是為了別人的利益。

　　而這個特殊的群體，我們通常稱之為偉人，所以說偉人不是那麼容易干的。

　　孔子應該算是眾多偉人中的一位，他的一生都致力於尋求真理，普及教育。當然，他並不是一個所謂“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”，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“心靈雞湯”或“勵志經典”，在我看來，他倒像是個“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”。

　　他流浪數十年，周游四方，目睹了最為殘酷的屠殺與破壞，但他依然選擇了傳道，把希望與知識傳遞給更多的人，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行為。而他這樣做的真正原因絕不是樂觀，而是——悲憫。

　　了解世界的黑暗與絕望，卻從不放棄，並以悲天憫人之心去關懷所有不幸的人。

　　這才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真正原因，這才是人類最為崇高的道德與情感。

　　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偉人。他錦衣玉食，前途遠大，不會受凍，更不會挨餓。他可以選擇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官僚，熬資歷混前途，最終名利雙收。

　　然而和那位騎著摩托車橫跨南美洲的格瓦拉醫生一樣，在見識了世上的不公與醜陋後，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，一條無比艱苦、卻無比光輝的道路。

　　在黑暗之中，張居正接過了前人的火把，成為了又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。

　　所以我相信，即使這個世界十分陰晦、十分邪惡，即使它讓你痛不欲生、生不如死，但依然應該鼓起勇氣，勇敢地活下去。

　　所以我相信，希望是不會死去的。

　　天賦，無與倫比

　　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張居正回到了北京，此時的他已經脫胎換骨，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也知道該如何去做。

　　如果單以智商而論，嘉靖年間的第一聰明人應該還輪不上徐階，因為從實際表現上看，張居正比他還要厲害得多。

　　在那年頭，想在朝廷混碗飯吃實在不易，為了生存，徐階裝了二十多年孫子，還要多方討好妥協，而張居正的表現卻讓所有的人大吃一驚。

　　這位年輕人雖然剛剛三十出頭，且在不久之前還是個標准憤青，但在短短幾年之間，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喜怒不形於色、城府深不可測的政壇高手。當時徐階已與嚴嵩公開對立，除了個把膽子大的，沒人敢與徐階公開接觸，唯恐被嚴黨當做敵人干掉。即使像吳時來、鄒應龍這樣的死黨，每次找徐階都是趁著夜裡，悄悄地進府，通報的不要。

　　唯一的例外就是張居正。他總是白天來，還喜歡坐官轎，高聲通報，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階的關系，甚至在朝堂上，他也敢公開和徐階交頭接耳。

　　而更為奇怪的是，對於這一幕幕景像，嚴嵩及其黨羽卻不感到絲毫奇怪，也不把他當做對手，因為張居正和他們這邊的關系也不錯，雖然沒有深交，卻也經常走動。

　　即使在我們普通人看來，張居正的行為也無疑是典型的兩面派，但在當時，連精得腦袋冒煙的嚴嵩都認為，這位張翰林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，從不結黨，坦坦蕩蕩。

　　明明是徐黨，明明是耍手段，那麼多人都看著，就是看不穿。在長達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，這是最讓人莫名其妙的一幕。

　　而對此怪像，唯一合理的解釋是：張居正是個超級牛人。在他的身上，有著一種可怕的政治天賦。即使在最為險惡的政治環境中，他也能夠進退自如，在交戰雙方的槍林彈雨中游刃有余。如此絕技，估計連國際紅十字會也望塵莫及。

　　所以在那幾年裡，雖然外面你死我活，血流成河，張居正卻穩如泰山，安然無恙。

　　可要是由此認為他安分守己，那你就錯了。在徐黨中，他大概是最為激進的一個，經常在徐階面前喊打喊殺，大有與嚴嵩不共戴天的氣勢。

　　然而徐階只是微笑，他安排吳時來、董傳策、張翀試探嚴嵩，命令鄒應龍彈劾嚴世蕃，但張居正這顆棋子，他卻從未動過。因為他很清楚，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，而現在，還不是讓他上場的時候。

　　事實上，張居正不但沒有出場的機會，連官都升得慢，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，一轉眼都十多年了，還是個正七品編修，連楊繼盛都不如。

　　對此張居正也想不通，怎麼說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號人物，進步得如此之慢，實在有點說不過去。

　　但當兩年之後，他聽到那道任職命令之時，所有的抱怨頓時煙消雲散，他終於知道了徐階的良苦用心。

　　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翰林院編修張居正因工作勤奮努力，考核優異，升任右春坊右中允，兼管國子監司業。

　　右春坊右中允和國子監司業都是六品官，看上去無足輕重，也不起眼，但事實絕非如此：

　　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太子的來往公文，以及為太子提供文書幫助；而國子監司業大致相當於中央大學的副校長，僅次於校長（祭酒）。

　　現在明白了吧，成了右中允，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，就能和太子拉上關系，這叫找背景。當上中央大學的副校長，所有的國子監學員都成了你的門生，這叫拉幫派。要知道，蔣介石就最喜歡別人叫他校長，那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　　況且這兩個職務品級不高，也不惹人注意，沒有成為靶子的危險，還能鍛煉才干，對於暫時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來說，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。

　　算盤精到這個份兒上，真是不服不行啊。

　　但天衣無縫總是不可能的，順便說一句，當時的國子監校長恰好就是高拱，而這一巧合將在不久之後，給徐階帶來極大的麻煩。

　　徐階對張居正實在是太好了，好得沒了譜。嘉靖三十九年，徐階與嚴嵩的鬥爭已經到了生死關頭，雙方各出奇招，只要是個人，還能用，基本都拉出去了。但無論局勢多麼緊張，作為徐階最得意的門生，張居正卻始終沒有上陣，只是安心整理公文，教他的學生。

　　照這個勢頭看，即使要去炸碉堡，徐大人也會自己扛炸藥包。

　　這一切，張居正都牢牢地記在心裡，他知道徐階對自己的期望。

　　嚴嵩終究還是倒了，倒在比他更聰明的徐階腳下，於是張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他被提升為右春坊右諭德。

　　右諭德是從五品，也就是說張居正在四年之間，只提了半級。然而當他聽到這個任命的時候，高興得差點跳起來，因為這個右諭德的唯一工作，就是擔任裕王的講官。

　　裕王跟徐階從來就不是一條線，能把張居正安插進去，那實在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

　　就這樣，張居正進入了裕王府，成為了裕王的四大講官之一。說來有趣，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，他們分別是：當年的老同事高拱，當年的老同學殷士儋，還有當年的老師陳以勤（高考時是他批的卷）。

　　這四位講官就此開始了朝夕相處的教學生活，在不久的將來，他們將成為帝國政壇的風雲人物。

　　徐階本打算讓張居正再多磨礪幾年，到時再入閣接班，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，由於自己的錯誤判斷，高拱已然占據了優勢，必須提前開始行動了。

　　但當徐階准備收獲自己栽培了十幾年的莊稼時，意外發生了。

　　他驚奇地發現，在張居正這塊自留地上，竟然長出了雜草。

　　雜草的名字叫做高拱。

　　高拱這個人人如其名，性格高傲且極其難拱，與他同朝為官的人很少能成為他的朋友，因為他不但自負才高，且常常藐視同事和上級，動不動就是一句：你們這幫蠢……

　　或許你會奇怪，這人自己不蠢嗎，群眾基礎如此之差，怎麼還能升官？我告訴你，高先生可不蠢，你要知道，他雖然瞧不起上級同事，卻很尊重老板（皇帝）。經常寫青詞送給嘉靖，且文辭優美，當時的大臣們公認，他寫這種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（第一名是狀元李春芳），徐階都要靠邊站。

　　所以他的朋友很少，郭樸算一個，張居正也算一個。

　　郭樸是他的同鄉兼戰友，就不多說了，而張居正之所以能成為他的朋友，完全是靠實力。

　　高拱曾經對人說過，滿朝文武，除叔大（張居正字叔大）外，盡為無能之輩。

　　剛到國子監的時候，高拱對自己的這位副手十分不以為然，把張居正當下人使喚，呼來喝去。人家到底是個副校長，這要換了個人，估計早就鬧起來了。

　　然而張居正一聲不吭，只是埋頭做事，短短幾個月，就把原先無人問津的國子監搞得有聲有色。高拱就此對他刮目相看。

　　幾年之後，當兩人以裕王講官身份重逢的時候，高拱已經徹底了解了這個人的學識和器量，於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，每次見到張居正，居然會主動行禮，而且經常找他聊天，交流思想。

　　久而久之，兩人成了要好的朋友，還經常一起相約出去游玩。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，高拱向張居正袒露了自己內心的秘密。

　　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清晨，屹立在晨風之中的高拱面對著眼前的江山秀色，感慨萬千，對站在身邊的張居正說出了這樣一句話：

　　“以君之才，必成大器，我願與君共勉，將來入閣為相，匡扶社稷，建立千秋不朽之功業！”

　　張居正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這個意氣風發的人，然後他走上前去，面對這位志同道合的戰友，堅定地點了點頭。

　　是的，這也正是我的目標。

　　在那一刻，五十二歲的高拱與三十九歲的張居正結成了聯盟，一個雄心萬丈，於危難中力挽狂瀾、建功立業的志向就此立下。

　　天下英雄，盡出於我輩！

　　老謀深算的徐階很快就發覺了兩人之間的關系。他知道，要指望張居正一邊倒，幫他打擊高拱，已經不可能了。但高拱在內閣中氣焰日漸囂張，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