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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會議,趙子赟特別強調觀念、信念和道德對民眾的重要性,如果沒有明確的行為准則,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,那麼民眾將會沒有明確的方向,行為和價值觀將會淪喪,當前是一個關鍵的時期,民眾向往幸福生活,對新中華抱有極高希望,在這個時候建立完善的思想道德體系和行為准則,將會成為一種可延續的傳統,為此,他要求科教文部要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,文化宣傳要有一定的導向。
“新的一年,是中華大地結束內戰,沒有外地侵略的一年,很關鍵,我們要利用這一年的時間,考察我們的制度、法規的合理性,和我們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,諸位同志要敢於放手去做,不要怕犯錯,不要怕出問題,只要做到認真總結,及時改正,我們的人民群眾,會給我們這個機會,新中華的基礎和未來,就看我們這一年的工作,我相信,在諸位同志共同的努力下,新中國的明天是美好的!”
掌聲如雷,所有參會人員,其實內心都清楚,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趙子赟沒說,四七年是中國兩大力量聯合執政的第一年,內外戰爭讓雙方放下分歧,共同凝聚力量,取得了不少成就,新的一年,將考驗這種聯合執政的可行性和效果,如果這新一年,中國能夠穩定發展,那麼,今後的道路將變得通坦。
會議前後開了三天,這其中有不少交流和討論,期間,趙子赟代表臨時政府,在國民臨時議會上做了述職報告,這可以說是一個形式,也是一種演練,今後走向正軌後,這將是一個法定的程序,如果國民議會對政府的執政不滿,是可以提出質疑,甚至是啟動彈劾。
現在的國民臨時議會還只是擺設,更多工作在於完善立法,以及今後的考核等制度,不過演練之中,也還是有些實質性的東西,不少議員提出質疑,讓趙子赟額頭冒汗,各部部長也悉數到場救急,回答議員對本部工作的疑問。
要知道,在這個國外很多國家都質疑的國民臨時議會中,延安方面有林老、徐老、董老等人物,國民黨方面也有李濟深、譚平山、吳國楨、程潛、熊式輝、翁文灝、龍雲、張厲生等人,民盟有張瀾、沈鈞儒、羅隆基、章伯鈞、李公樸、聞一多等人,都是響當當的人物,要想敷衍他們,可不容易。
在全國經濟與建設工作會之後,各省人員並未著急離開,他們要分別參加兩黨各自的黨代會,國民黨這邊,核心議題的黨務重建,選舉臨時中央,同時設置下屬各機構。
****方面,則是以國家和政黨關系作為核心議題,作為雙重黨籍的趙子赟,被****中央安排做一個特別報告。
“主席、各位委員,同志們,根據中央要求,我在此做關於國家和政黨的特別報告,首先,我需要說明的是,我闡述的是我個人的看法和觀點,在座同志很多人比我研究透徹,更有理論,尤其是主席報告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想法,讓我受益匪淺,因此,我的報告可能比較膚淺,還請諸位同志見諒,如果聽不下去,就當我胡言亂語。”
會場發出笑聲,趙子赟的講話中,總會有一些和正式場合不相符的東西,這幾乎成了他的特點,但並沒有人說這樣不嚴肅。
“國家和政黨到底是什麼關系,說實話,我真弄不清楚,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國家是近代的產物,在封建社會,國家就是皇權,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,是完全不一樣的,而政黨,更是新產物,我個人感覺,國家和政黨都是西方舶來品,出現的時間並不長,其關系,也不是很好闡述。”
“鑒於我理論基礎較弱,因此,我采取對比的方式,來分析國家和政黨,從這兩者表現出來的關系看,當今世界,有兩種不同的關系,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模式,既國家-政黨關系,在這個關系中,國家高於政黨,政黨通過競選,來獲得國家的管理權,二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模式,既政黨-國家關系,在這個關系中,政黨高於國家,政黨直接通過控制國家各機構,來管理國家,有意思的是,如果按照這個劃分,先總理中山先生提出的也是政黨-國家關系,以後的南京政權也是如此,從這一點上來說,我們兩黨是有共同點的。”
會場很靜,連毛公都沒想到,趙子赟說的話,很有深度。
“關系的不同,也就產生了很明顯的差異,在英美國家中,政黨是松散的,執政黨的黨組織並不能直接向國家行政部分發號施令,他們是利用競選獲得執政資格之後,在組閣中確保本黨的地位和優勢,黨組織是通過黨員,從國家行政部門內部,來影響國家政策走向,從而實現黨管理國家的意圖,這是一種間接的方式,反觀蘇聯和早期的南京政權,黨組織是一個嚴格和緊密的團體,由於黨權高於政權,因此,國家機構只是黨組織的執行機構。”
“我不好評述這兩種關系的優劣,既然我們把英美等國家稱為資本主義,就是因為在英美這樣的國家-政黨關系下,因為黨組織是松散的,黨內缺乏約束性,其政府部門內的黨員就有很大的空間,容易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,換句話說,利益集團本身就可以通過參加或支持某個政黨的人,從而將自己的意圖帶入到政府部門之中,這其中,資本就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,因此,我認為,英美的這種國家-政黨關系,其實就是資本和富人的游戲。”
“再說說我理解的政黨-國家關系,這種關系,黨組織有較強的凝聚力,但由此也產生了一個問題,既政黨高於國家,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、民族利益,這其中產生的最大弊端我想諸位同志都清楚,這也是為什麼蘇聯可以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緣由所在。早年的共產國際能夠出現,也是基於這個原因。”
會場傳來沙沙的筆錄聲,主席台上,很多人也在本子上飛速寫著。
“除了這個核心問題外,我不得不思考另一個問題,那就是人的因素,由於政黨高於國家,那麼對整個國家政權的監督,其實就是對政黨的監督,也就是說,監督變成了黨內監督,如果黨組織是一個有著很強紀律性的組織,黨內監督其實很困難,因為這有可能與政黨利益衝突,在監督難以實現的情況下,黨的領導人,將會有比封建王朝皇帝還要大的權利。”
眾人聞言,心頭巨震,果然,趙子赟點出來了:“我們國民黨的總裁蔣先生,和蘇維埃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先生,就是利用黨權高於國家這一點,通過黨管政府,從而達到了至高無上的權利,甚至包括了生殺大權,同志們,如果一個國家的管理,完全掌控在一個或者幾個人手裡,這是相當可怕的,整個國家的人,就得像封建時代的人一樣,只有期盼著遇到一個明君。”
“如果僅從這些方面看,也許有同志會認為,我傾向於英美的制度,其實不是這樣的,英美的制度,同樣也看人,美國十多年前的經濟危機,就是國家政權受到資本的控制,受到其幕後貪婪資本家的影響而造成的,如果一個政黨的黨組織,只是為了競選而存在,那它又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?”
“主席在前面的報告中,提到了國體和政體的概念,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,我們不應該拘泥於現在的國家政黨關系,應該創造性的提出新的道路,我琢磨著,叫政黨-國家-政黨關系貼切些,在這個關系中,國家可分為兩個層次,既主席提出的國體和政體,第一個政黨-國家關系,可以理解為國體是什麼,就我們而言,是共產主義國家性質,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國家,按照主席的話來說,就是人民當家作主,在這個關系中,政黨高於國家。”
“第二個國家-政黨關系,可理解為政體是什麼,當前,我們實行的是多黨合作下的聯合政府模式,在這個關系中,國家高於政黨。由此,我們就可以理順國家和政黨這兩者的關系,任何黨組織,首先都要明確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和方向,那麼有同志可能會說,那就沒必要有其他政黨了,我卻不這麼認為,在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和方向下,不同階段,各政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,比如在我所屬的國民黨中,我們就認為,民主、民生和民權仍然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目標,除此之外,多黨合作下的競爭,更有利於我們看到問題,從而解決問題,並且確實把黨內監督轉變為黨外監督。”
“其次,任何政黨都要明確,在國家管理和具體事務之中,國家利益是高於政黨利益的,至少在現階段是這樣的,這就有助於我們把控好這兩個利益之間的矛盾,比如在今後的真正的選舉中,我們在選擇國家、地方領導人的時候,作為黨員,就不能只考慮政黨利益,而是要從國家利益角度,投出自己的選票,否則,選舉將流於形式。”
“第三,我認為理清楚這個關系,有助於我們把理論實踐化,避免高談闊論,空談幻想,以上,就是我對國家和政黨關系的一點淺見,請主席,各位委員和同志們批評指正。”
他說完了,會場仍然一片寂靜,良久,毛公起身鼓掌,隨即會場爆發出巨大的掌聲,且不論趙子赟說的對與錯,就他的分析來看,很有深度,值得認真分析和討論。
在毛公的建議下,黨內高層均同意在報紙上全文發表趙子赟的這個特別報告,內部下發學習討論,劉公認為,這份報告,對整個理論研究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,和毛公的一些想法,以及前期的一些研究結合,有可能形成中國獨特的共產主義理論思想,這將是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和一大跨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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