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啟二年四個季度,財政盈利最大的自然還是鑄幣,通過和山西票號合作,大量白銀被運到京城鑄造成了銀元。全年鑄造的白銀達到2.3億兩,盈利達到了4500萬元。比原先預算的2500萬元,還要多出了2000萬元。
各地銅礦的開采,以及銅錢的鑄造,盈利倒不是太高,只有400萬元左右,但是全年卻鑄造了價值1200萬元的銅錢、銅元。盈利之所以被拉低,主要是銅礦的開采成本比較高。因為大力開采銅礦,很多價值不是太大的銅礦也在開采範圍。
盡管這些銅礦的開采拉低了盈利,提高了材料成本,但是卻養活了不少工人,這倒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
那些走私商人的資產,到了年底也都變現了大半,得到了1300萬元左右的資金,加上此前朱由校手上剩下1500萬元左右的抄家所得資金。
以至於到年底,朱由校手上的銀子,已經多達4800萬元。
不知不覺中,朱由校就已經把財政盤活了。不過這種財政增收方式,主要是靠鑄幣和抄家,然後達到財富再分配的目的。
這樣的方式,對於大明這種大量人口沒什麼事情做,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,是完全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可以抽調的。
財富實際上是勞動所創造的,同樣也要看人均資源的多寡。大明的資源其實不缺,只是分配上有問題。
所以財富再分配。把這些財富花出去,滋養社會底層百姓,就能讓經濟換發生機。在市場的推動下。創造出的財富自然也就多了。
手上突然有了這麼多銀子,明年的財政預算顯然是非常充盈的。
內閣在年底,正抓緊做財政預算,不斷與六部進行溝通,開支項目一個接一個的往朱由校這裡報。
軍費上在天啟三年繼續增加,中央軍軍費預算上升到了1500萬,中央軍待遇比較高。軍餉加上日常軍用物資的消耗,以及裝備的損耗補充,需要1500萬才能維持。
遼東鎮軍費則增加到了800萬元。一定程度提高了士兵待遇,不過遼東鎮士兵依舊有自給自足的模式。遼東土地肥沃,自給自足在有足夠土地的情況下,倒還是可以維持。增加的300萬元軍費。一是用來提高待遇。二是用來築堡,繼續加強防御工事用的。
東江軍的軍費,則給了300萬元。
還有邊軍各鎮,按照之前的改制方案,每個士兵每年發放糧食7石,則需要支出軍糧將近500萬石。基本上北方一年的農業稅,都留給邊軍各鎮了。換算成銀元,則是750萬元左右。
同時其他各個親衛。以及7個守備混成旅,則撥給軍餉300萬元。
新成立的海軍。軍費倒是撥出去了,海軍還有500萬元左右的費用,倒是不用計入天啟三年的財政預算。
總計下來,天啟三年還需要支出軍費3650萬元,才能維持明王朝的軍事開支。但如果和建奴打起來,規模還不小的話,沒有留個幾千萬元,顯然是撐不住的。
“明年我們大明在遼東必然需要動一動,不可能再像如今這樣以守為主,所以軍費上肯定是少不了的。”孫傳庭對朱由校說道,“臣以為,800萬的預留軍費是不夠的。”
“內帑就留3000萬元,用於應對遼東戰局。兵力都什麼時候能布置好?”朱由校對孫傳庭問道。
“年底前,大部分兵力都可以就位。如今已經向金州調動了八個步兵師的兵力,炮兵師預計要到明年中旬,才能調往金州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孫傳庭知道此事是不能推脫的,皇帝確實沒有其他人選了。
要論對中央軍的熟悉程度,確實沒有哪個朝臣能夠和孫傳庭相比。而且也沒有誰比孫傳庭更了解統帥部制定的戰略。同時論治軍,能比得上孫傳庭的也就只有那麼幾個,但都沒辦法去金州。
大明以文統武,這是慣例。如果貿然取消這樣的制度,很可能會出亂子。畢竟這個制度,是維持中央皇權穩固的萬全之策。歷代血的教訓,才誕生了這樣的制度。自宋重文輕武以來,中國的皇朝從未亂於武將叛亂。
後世有一句話,叫‘改革為革命者鋪平了道路’,末代王朝的改革,往往才是在加速滅亡。
如今朱由校已經在推行改革了,便如走鋼絲一般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不敢有一絲松懈。
這個時候可以提高武將的指揮權,但是以文統武的慣例最好還是別去亂動。朱由校做的,就是成立統帥部,讓文官在軍事上變得更加專業,免得外行指揮內行。
如今唯一未加以節制的,就是毛文龍的東江軍了。監軍張炎已經撤回,朱由校也未再派文官過去節制。主要是東江軍的作戰方式比較特殊,需要較大的自主性。而且東江軍士兵多數都和建奴有不共戴天之仇,加上朝廷在軍餉和作戰物資上也不曾虧待,叛亂可能性基本沒有。所以朱由校目前只是派人去維持東江軍的軍紀,並給毛文龍下達作戰目標,具體怎麼施行這個目標,毛文龍的自主性很大。
金州就不一樣了,中央軍十幾個師雲集於此,朱由校在京城遙控指揮是不太靠譜的,畢竟戰事瞬息萬變,根本來不及反應。所以必須派一個文臣去金州當主帥,而不是挑選一個武將來當主帥。
文無第一,武無第二。一旦某個武將打破了力量的天平,壓制了其他武將,就算是沒有反意,處理起來也非常棘手。
朱由校看來看去,也就是孫傳庭比較合適了。孫傳庭在忠臣度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,他日剿滅了建奴,作為文官卸下軍權也容易,君臣之間也不會起什麼疙瘩。(未完待續…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