會議後，周、朱、彭同時飛回延安，軍事是小事，趙子赟會議上說的才是大事！雖然聽起來有些震驚，但三人內心都明白，十多年的合作，雙方其實已經處於同生共死的狀態，這也是彭老總敢以個人名義答應的原因。

　　這種變化，不是軍事上合作和蒙疆以往支援延安造成的，而是試點，試點是雙方理念上的碰撞，是是否能夠合作下去的重要實驗，這種實驗，很多人心裡沒底，如果失敗，將證明延安和張垣未來組建聯合政府設想面臨巨大困難，如果需要讓步到底線之下，相信任何一方都無法接受。

　　陽高一年，平穩過來，雙方人都松了口氣，沒大問題就是勝利，但兩邊都沒想到，年終統計，平穩的陽高同樣創造了奇跡。

　　歲入排名前十不足為其，陽高底子本就厚，曾經的第一，只是張垣、呼和浩特、太原等大城市發展迅速，張北工業發達，逐漸趕超陽高也算正常，單說歲入，四三年陽高還落後於崛起的大同、正紅旗，並被德王舊地蘇尼特推後一位。

　　但蒙疆的新計算排名卻一下子把陽高冒了出來，年人均收入超過一千五，這是蒙疆唯一一2￡，個超過一千元的縣，堪稱蒙疆民眾首富，其次是人均創造歲入達五百，也是蒙疆最高，人均創造產值高達五千，比第二名張北足足高出近兩千！

　　如果以陽高人均創造產值來計算，蒙疆近一億人口，將創造五千億察元的產值，扣除農業免稅，光賦稅一項，就能讓蒙疆實現四十億察元歲入！

　　當鞏天民心裡默算片刻，手心都冒汗了，此刻他明白為何趙子赟要求計算人均收入，人均歲入，人均創造產值，這些數字，這不是要抬高陽高的身份，而是要告訴議會和各省執政者，什麼才能看清本質。

　　拋開這些，陽高也是工農業和新提出的服務業發展均衡的典範，工業集中在永興起家的制衣和食品，農業則是蔬菜、水果和藥材，服務業是運輸和旅游，而讓鞏天民驚訝的也是陽高旅游，多年種樹改變了南部桑干河黃土山嶺的面貌，如今從陽高城到南部各村，道路兩旁田園風光非常秀美，加上雲門山聖地，很多張垣、大同，甚至是呼和浩特、太原人閑下來都喜歡跑到陽高，也是人來的多，陽高城內也模樣大變，各種飯店、客棧林立，除了山西、內蒙小吃，東北、四川、平津甚至江南小吃都隨著軍隊擴張，外省人加入，家人前來帶入蒙疆。

　　醫谷也開始影響陽高，除了光華、醫學院和疫苗研究所進入外，蒙疆以外也有人來，雖然還只是小打小鬧，學陽高建了小型的藥材分級切片加工廠，但勢頭預示著醫藥將成為陽高重頭，和旅游相配合的是，蒙疆現在幾乎所有的醫學研究會議都選擇陽高，由此帶動的人氣不可小覷。

　　除工農業外，讓蒙疆高層最為驚喜的是紀松齡在農村工作中的亮點，土地政府化後，城市土地問題解決起來難度比農村小多了，土地丈量登記造冊，有主的二十年維持現狀，若是要交易，也容易管理，無主的，根據需求逐步放出來，只要控制好自建住房用地，規劃好學校這些有關民生的用地，基本上一定時期內不會有太大的改變。

　　而農村就不同了，首先這住房基本上都得自建解決，如果縣府強行控制，或者干涉村莊的整體布局，很容易引起村民的強烈反應，而且幾千年來，中國農村已經形成了想蓋房子，找無主的空地建了就是，那裡有什麼各種各樣的規定。

　　紀松齡首先花功夫繪制了縣內各村的現狀圖，然後結合已經形成的村治，將大村一定範圍內的散落農戶都並入到一個村的範圍管理，將土地政府化後，不適宜耕種的一些山腳荒坡地，零散農戶邊上荒地納入統一的規劃中，初步形成了一個大村帶幾個零星點的格局。

　　接下來，是以村為第一級審核機構，任何想要新建自建住宅的人，向村提出申請，區一級進行復審符合，縣府作為最終審查，每年年底，提交縣議會批准後，縣府才放出土地，收取費用，自建住房才能進行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嚴格執行戶均標准，對於現在已經超標准的人家，考慮到收取浪費稅在農村有些難以實施，他采取了變通的辦法，就是讓這些農戶暫時失去了分家自建住房的權利，五年後還是超標准，將收取浪費稅。

　　光這麼做，其實是有些困難的，尤其對家裡勞動力不足的家庭，會讓他們越來越窮，紀松齡的解決之道，就是農村合作組織，由區一級出面，協調村裡自耕農形成一到兩個合作社，自耕農的現有土地作為股權占股，選出管理者，統一安排生產，自耕農再以勞動力的方式，參與生產，年終分配時，除了占股分紅外，自耕農以所出勞動力人數，和管理者一起，額外獲得一定的紅利。

　　這首先解決了勞動力不足家庭的問題，其次也平衡了勞動力充足家庭的問題，也體現了一定的勞動分工，更為重要的是，在陽高發展蔬菜時，既能解決溫室建設的投入問題，也能夠避免一些無序的競爭，也避免了不同品種蔬菜價格差異，造成都種植高價值品種蔬菜的問題。

　　為避免合作社出現欺壓等現像，紀松齡成立了村民委員會，村委會依然是一個公益性的機構，由村裡德高望重之人組成，同時同一家族不得有兩人進入，避免大家族的控制，村委會的職責就是監管合作社，除了村委會，紀松齡發揮黨組織的力量，要求國、共兩黨黨員，都有義務監督組織所在地區村裡的工作，包括村委會和合作社，他創新提出了兩黨的獨立調查員制度，由兩黨組織，分別選出二十名獨立調查員，不定期、不定點單獨前往各村調查，若是兩邊的調查報告不一致，或者調查報告中反映出問題，那麼縣府的調查組就會直接下去調查，各二十名獨立調查員不是長期固定的，每個季度都不一樣，調查員並沒有額外薪水，不過孫名望認為此事不能因為是兩黨黨員，就變成義務勞動，他通過議會，給予了支持，采取購買獨立調查員調查報告的方式，付給調查員一定的報酬，這也開創了蒙疆為文字報告付費的先例。

　　對於非自耕農，管理的方式就是加強合同制度的推行，大戶人家可以看做是一個合作社，雖說沒有分紅這一說，不過合同上必須明確非自耕農的利益。

　　某種意義上，這已經有過渡銜接的味道，二十年現有土地到期，不管是自耕農，還是大戶人家，都將重新繳納土地費用，到那時，合作社和大戶人家都有可能成為新的土地經營公司，繼續土地的耕種，也許，那時候已經不是當地人種地了，而是雇佣外地人成為產業工人。

　　對於縣府經營土地，紀松齡也嘗試著新的做法，他不再劃出土地讓參與的農戶自己建房，而是拿出縣府的部分收益，建設溫室時，統一建好住房，以較低的價格，租給參與的農戶居住，以避免縣府經營土地上，村莊的不斷擴大，進而也改善了這些人的住房條件，這樣一來，縣府經營土地已經開始走向公司化管理。

　　陽高的做法讓察省各縣非常感興趣，各縣在縣城土地管理上問題都不大，農村確實有些頭痛，紀松齡的嘗試顯然是一條路，這有些蘇聯集體農莊的味道，但又有著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就長遠來看，是可以持續下去的。

　　延安也對紀松齡的做法有興趣，當然也有人質疑，紀松齡管理陽高，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，用的全是蒙疆一套，不過延安高層卻知道這沒那麼簡單，因為，延安也是試點之地！

　　薛儒的延安市長一開始當得並不十分順利，工作不是難點，難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偏差，同一件事情，結果也是雙方都認可的，偏偏執行的時候問題多多，尤其這裡是中共高層機關所在地，上級也多入牛毛，往往一句話，就改變了手下人做事的態度。

　　接手兩月，薛儒坐不住了，在和石瑛討論後，他越過林主席，以延安市長的身份，直接找毛公，希望能夠通過這位最高領導者，定出些規矩來。

　　“主席同志，有些事情我想反映和溝通。”薛儒簡單問候後，便開門見山表明來意。

　　“薛市長，請說。”毛公笑眯眯看著他，薛儒來找，意料之中，不來才奇怪了。

　　“我首先要聲明一點，我並沒有對任何同志和首長有看法，只是從工作角度來和主席溝通。”到延安兩月，薛儒說話的方式也趨同於延安。

　　“就是有看法，也但說無妨，薛市長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幫我們找出問題。”

　　“管理政府，和管理政黨我認為是有區別的，政黨更注重思想認識，要求一些想法和精神在政黨中成為主要的聲音，這一點我是贊同的，蒙疆也在一些方面要求思想上盡可能的統一，否則大家想法不一致，目標不一致，工作就無法開展。”

　　毛公點頭：“是的。”

　　“但管理政府，就有些不同，政府面對的是人民，需要威信，也要有具體的辦事准則，這不僅僅是我們自身的要求，也是讓人民能夠明白，我們到底在做什麼。”

　　毛公看著他：“薛市長的要點是什麼？”

　　“我想說的是，中央高層干涉政事太多。”

　　“哦？”毛公有些詫異，他印像中，中央好像並無直接干涉薛儒市府之事，“能說說具體的嗎？”

　　“主席有沒有注意到，只要主席講過話，或者召開了什麼會議，下面必定組織學習。”

　　“嗯，有這事，怎麼，這干涉到市府工作？”

　　薛儒點點頭：“其實這干涉到包括延安在內的各地工作，主席講話，只是一種導向，一種思想認識，我認為，這其中並沒有要求具體工作怎麼做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這是大政方針，不可能有具體要求。”

　　“問題就出在這裡了，我認為，主席講話和會議精神，是黨內思想上的要求，可現實的是，我們很多同志，會將其奉為不可逾越的聖旨，在工作中必定要嚴格服從，而個人理解不同，就直接導致工作中的想法和方式不同，最為關鍵的是，我相信，主席同志很多話背後並無更深的含義，然而有些同志就偏要從中找出能夠和工作直接掛鉤的東西來。”薛儒說道。